2012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暨海外汉语教学研讨会纪实
2012年11月3日，第二届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暨海外汉语教学研讨会开幕式在波特兰州立大学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研讨会的宗旨是：为亚太地区各国翻译学、跨文化研究和海外本土汉语教学界等领域的学者、专家和海外本土汉语教师搭建一个展示他们研究成果并就当前的这些领域中值得深思研究的问题交换意见的平台。来自中国、美国等1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毕刚副总领事和李韧竹教育领事参加了3日上午九点开始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大会共同主席、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刘美如博士主持。在主旨发言中，毕刚副总领事阐述了跨文化交流对建立国家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意义。他着重介绍了近两年建立的中美交流机制中交流项目的完成情况。毕刚副总领事指出，共同语言是成功交流的保证。中国有三亿多人在学习英语；美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也突飞猛进。他希望孔子学院能对汉语教学的教师、教材和教法等方面进一步探索。
毕刚副总领事开幕式致辞
俄勒冈州议会丹尼尔•理查森众议员作了视频讲话。他生动地介绍了最近几年俄勒冈与中国在经济、贸易、旅游和教育等领域交流的快速发展以及他去中国访问的亲身感受。理查森众议员非常重视美国学生的汉语学习，他的几个孙子都在学习中文。他对美国学生说：如果你想在21世纪有意义地生活，你必须学习汉语。
波特兰州立大学世界语言文学系主任Jennifer Perlmutter教授代表Wim Wiewel校长在开幕式上主旨致辞。她向与会代表致以衷心的欢迎，并介绍了波特兰州立大学外语学习的情况。
最后，清华大学翻译和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大会共同主席罗选民博士向大会作工作报告。罗教授回顾了2011年在中国杭州举行的第一届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的盛况和会后各个参会学校争取承办论坛的积极性。经过组委会商量决定，第二届论坛由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承办，第三届论坛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承办。
十点半，大会主旨演讲正式开始。在罗选民教授幽默而简短的介绍后，葛浩文教授终于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登上了讲台，其见解独特的学术剖析、温文尔雅的大师风范、颇为地道的中文根基使之成为了大会关注的焦点。葛浩文教授现任印第安那州圣母大学的“讲座教授”，他自称和中国很有缘分的，是他将莫言、苏童、阿来、毕飞宇和王朔的小说翻译成英文，让这些遥远东方的作家为西方文学界所了解。这位被夏志清教授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美国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学有他的一番见地。三十几年的时间里葛浩文翻译了大量的中文小说，包括巴金、莫言、苏童、冯骥才、贾平凹、阿来、刘恒、张洁、王朔等人的作品。说到选择作品的原则，他说还是以个人喜好为重，同时也要考虑作品是否能在美国找到市场。葛教授指出，美国人本来就不爱读书，就更别提读翻译书了。美国每年大约出版10万种书，其中只有2％到3％是翻译书，葛教授说道，我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才华出众的翻译，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尤为突出，译者们为树立他的国际声誉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 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 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刘美如教授笑称，在邀请葛浩文教授从参加翻译研讨会时，尚且没有宣布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当时葛教授欣然接受了邀请。在2012年文学奖颁布后，刘教授自称非常紧张，担心葛教授日程安排太紧，难以应约。事实表明，葛教授不仅按时出席，而且为会议发言做了细致而充分地准备，为本次翻译研讨会涂写了绚丽的一笔。
随后，清华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罗选民教授做了名为海外汉语教学中语法翻译教学模式的讲座。罗选民教授是享誉世界的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教授，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翻译与跨文化亚太研究论坛执行委员会董事。海内外多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及译著，多家知名杂志刊登了他的论文。罗教授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刊TTR国际顾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学刊《视角》 编委，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刊》编委；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翻译协会副秘书长，全国翻译资格证书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耶鲁大学、剑桥大学、Saltzburg全球论坛访问研究员。作为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罗教授自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罗教授指出，就国际教育而言，汉语语言教学的目的是要促进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纽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鼓励在海外汉语教学中使用语法翻译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文本是课程的基础，学习词汇时要特别关注词汇的组成合连接方法。罗教授以“红花”和“花红”为例分析了不同的组成模式在意义上产生的巨大差别。接下来，罗家手列举了以“吃”这个字为核心的各种词组的翻译方法，分析了汉语在字形和语法上的独特性。最后，罗教授指出，教学方法不是静态的，应该与时俱进，囊括社会中的新概念和新材料，这样才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汉语的内在结构，并保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最后，清华大学王宁教授做了名为“翻译与文化再定位”的讲座。王宁教授于1989年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0-1991年获荷兰皇家科学院博士后基金，在乌德勒支大学从事比较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论研究，现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一级岗位津贴)，博士点负责人兼首席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王教授在讲座中指出，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译者更应该注重如何将异国文字中的文化内涵诠释过来，而不仅仅是一部信息的传播机器。王教授还反复强调，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强大，汉语将会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语言，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翻译学界应该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和挑战，努力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建立中国在国际理论研究舞台的话语权”。三位海内外知名教授在讲座中旁征博引，对人文学科发展和交流中的名人典故、学界逸事娓娓道来。在约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他们在文学、哲学、历史和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纵横杂谈，给在座师生带来非常大的信息量和有益启示。演讲结束后，针对师生提问，三位教授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用独特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剖析方法做了详细解答，整个讲座在一片掌声中圆满结束。
结束了上午精彩的主旨演讲，与会者跃跃欲试，紧张而忙碌的开始为下午的分组讨论做准备。11月3号下午一点，以翻译研究为主题的第一组的专家学者们在波特兰州立大学会场开始了精彩的分组讨论。这一组的专家学者分别是来自澳门大学的Chen Xi和Zhang Meifang，来自特洛伊大学的Feng Rui和Xu Hong老师，来自广州大学的叶霭云，来自中南大学的Huang Yanning，来自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Li Yunzi，以及作为本组主持的来自菲律宾大学的Wilfreda Jorge–Legaspi。首先为本组讨论发言的是来自中南大学的Huang Yanning老师，她的研究题目是“厥脱病症与休克”——中医和西医不同翻译的回顾性分析。在翻译《厥脱病症与休克》这本书的过程中，黄教授对比分析了传统中医对于厥脱病症和西医对于休克之间的差异，强调了在翻译传统中医和西医中语言学知识和医学知识很重要，然而两者之间也明显的存在不同，即传统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而西医主要是以实践经验为主。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要意识到这种差异，从而更准确地翻译中医医学著作。紧接着，来自澳门大学的Chen Xi与大家一起探讨了如何更恰当的将信息传递给受众，她以故宫博物院网站上面的翻译材料为例，阐述了由于受众对于事物的认知不同以及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方法存在差异，有可能导致信息被错误地接收。通过她收集的20余份材料，Chen教授和其他学者共同分析这些材料的翻译是否恰当准确。随后，来自广州大学的叶霭云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从中国双语使用者角度谈口译质量评估。叶霭云老师以面谈的方式实际考察了四家广州的国际公关公司，这些公司的口译者主要负责三个方面：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和中外联络。通过对这些口译者面对面或者电话采访进行口译质量评估，可以看出双语使用者相比口译能力，更加重视口译者的实际沟通能力。
来自特洛伊大学的Feng Rui老师带来了自己与同事Xu Hong老师一起研究的题目：“翻译及语言学习：这是个大问题”。他们认为翻译或者口译会给语言学习带来两个副产品，一个是导致增加学习负担，从而降低语言学习的效率；另一个是有可能导致中介语的错误很难消除。通过对于原因和结果的分析，他也指出了在现阶段翻译或者口译在不同语言使用者和第二语言习得方面所取得的一定的成就。最后为本组带来精彩演讲的是来自菲律宾大学的Wilfreda Jorge – Legaspi，她本人是菲律宾大学菲律宾文学院的教授，作为小组会议的主持她也为大家奉献了精彩的演讲。她主要研究菲律宾语韵律中有关文化特征的词汇的翻译，她指出在将菲律宾语韵律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异化翻译常常被翻译家们使用到翻译中，使其能够尽量保留母语的文化和习俗。首先她阐述了异化翻译方法是怎样应用到菲律宾语韵律翻译成英语中的；其次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着内在的翻译问题。最后，她认为异化翻译在英语韵律的翻译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后，在她的主持下，组员们就刚才的报告进行互相提问。会场气氛热烈，大家各抒己见。
在130教室进行的关于翻译研究的研讨会气氛格外热烈。教室里除了五位发言者，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听众前来参与讨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潘文国教授主持了整个研讨会。
首先发言的是澳门大学的罗天教授。罗教授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美盟军抵制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叫做缅甸战役。在这一特殊事件中，翻译者的参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却鲜为世人了解。罗教授论文的目的就是要探讨这一段历史，并讨论翻译者在这一特殊事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盟军的战略合作迫切要求大量翻译者的支持，因为外交部和大学、学院等机构倾力合作，招募并培训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来参与到保家卫国的大业中去。在当时，知识分子充分爱国热情，本次军事翻译活动吸引了四千多位大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他们经过培训后纷纷奔赴各地，成为提供双语服务的主力。
随后发言的是澳门大学的潘寒亭教授演讲的题目是《通过情态动词的翻译来建立权威——论香港财经报道的中英翻译》。在演讲中，潘教授指出，新闻报道应该是中立、客观的，报道的语气应该是权威性的。在本论文中，有两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其一就是公众的舆论评价是依事实而定、公正中立的，还是受权威机构的态度影响。其二就是如果这种舆论评价收到了权威机构态度的影响，那么我们的翻译应该削弱还是凸显这种影响。潘教授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的研究，帮助人们洞察新闻资料的翻译。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菲律宾圣贝达大学（San Beda College）的Easter T. Rada教授。Rada教授在研讨会上做了名为《菲律宾社会研究教科书的翻译风格》的演讲。她通过研究和调查表发现，有41.63%的编辑和作家在翻译社会研究教科书时倾向于使用直译法，也就是按照词语的本意来进行翻译。词法翻译和文法翻译也是比较常见的翻译方法。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时要设定一个标准，规范在翻译中外国语和菲律宾语的使用。
第四位发言的是 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王韵红教授，她演讲的题目是《水浒传中色情情节的翻译》。王教授指出，在中国，《水浒传》的翻译研究已经全面进行，无论从词法还是句法的角度来看，细致而严谨的翻译研究都已经充分展开。然而，关于《水浒传》中色情场景的研究尚且是无人触摸的领域。王教授比较了三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并尝试寻找一种恰当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场景的描述。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潘文国教授。潘教授高度评价了四位老师的讲座，并指出这些演讲充满灵感，非常具有突破意义。潘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对信、达、雅的重新诠释及比较中西方不同的翻译研究传统》。潘教授指出，严复先生的“信、达、雅”是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最重要的翻译研究原则，也是最常被误解、被扭曲的翻译原则。潘教授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这个原则，并尝试建立符合中国的翻译研究传统。最后，潘教授指出，有望结合中西方不同的翻译传统，以促进在当今社会中的翻译事业的发展。虽然会场外阴雨绵绵，但会场内的气氛非常热烈，与会人员均积极参与讨论，收获颇丰。
跨文化交际专题讨论会上半场于1点整在商学院140拉开帷幕，本场讨论会的主席是来自墨尔本大学的Trevor Hay教授。在他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专题发言部分正式开始。
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Fei Chunfang教授，她发言的主题是《Staging Double Translation》。作为跨文化戏剧领域的剧作家及译者，Fei教授从自己近期的两部戏剧译著着手，分析了如何在翻译这些戏剧作品的过程中把艺术形式和语言形式相结合，实现最好的语言文化转换，同时她也提到了在这一过程中自己所遇到的挑战。然而最终，这种跨文化翻译的形式让东西方的经典戏剧得到了更大更广泛的传播空间，西方艺术以传统的东方形式表现出了新的生命力，而传统的中国戏剧形式也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空间去尝试新的主题形式、人物刻画及不同的戏剧结构。她相信这种跨文化艺术的交流形式一定会前景广阔，这种中西方艺术的翻译研究也一定会对跨文化翻译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发言最后，Fei教授还给大家播放了一个戏剧视频片段来展现她所从事的跨文化戏剧翻译经验。
第二位发言的是来自艾克朗大学孔子学院的Zhao Chengxin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圣经的译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Zhao教授首先指出，《圣经》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圣经》被翻译成汉语的过程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具体地介绍了《圣经》翻译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第一阶段是从公元7世纪到元朝的早期阶段，第二阶段是从明朝到清朝早期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世纪至今的全面发展阶段，在1985年至2002年期间，《圣经》的印刷量超过两千六百万册。然后，结合具体的实例，他指出，《圣经》的翻译对汉语语言的影响体现在词汇、句式以及文学形式的各方面。最后，他还分析了《圣经》对中国社会、人民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形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墨尔本大学的Trevor Hay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Bad Translation, Good Poetry and Untranslatability》。Trevor Hay教授首先通过一个有关“自行车和宝马”的对话翻译实例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劣质的翻译形式。他指出，好的翻译形式要求译者先理解语言，要理解语言要先理解事件，理解事件则与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要翻译这个有关“自行车和宝马”的对话，必须要理解对话背后的故事及文化背景。然后，Trevor Hay教授请他的学生Ye Hong上台提出了文化的不可翻译性。她通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和Trevor教授的对话经历告诉我们，文化翻译中，常常出现语境缺失、文化缺失的现象。所以，译者如何通过借助其它各种翻译技巧途径来弥补这一现象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四位发言的是来燕山大学的Wu Minhua教授，她发言的主题是《Chinese guanxi vs. western relationship: cultural explanation and adaptation》。Wu教授首先提出了“关系”的概念，并用图表的形式详细地介绍了“关系”的分类形式和特点，如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和工作关系等。然后，她再次用图表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详细对比了中国“关系”和西方“关系”的特点和差异，并指出了两种“关系”特点和差异的东西方文化根源，如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不同，孔子思想和后孔子思想的影响，人情法则和法律法则的差别等等。通过Wu教授的发言，我们对中国的“关系”和西方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两种“关系”的文化渊源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本场专题讨论会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来自对外经贸大学的项东教授，她发言的主题是《中国古画的标题翻译》。项老师首先介绍了这一翻译项目的内容和形式，指出了这一翻译项目的重要性，并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这一翻译项目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她还提出了一系列在研究这一翻译项目过程中值得探讨的问题。然后，她详细地介绍了这些画作的种类、艺术特点、艺术形式和作品的作画技巧。翻译的作品种类有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作画形式有工笔、写意、工中兼写、简笔、白描、泼墨、设色、没骨。最后，她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从事这一翻译项目过程中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及实践原则，并以具体的翻译实例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她的翻译体验，如《壶中富贵图》、《红梨诗画图》、《写生图》、《东篱秋思》、《渊明逸致图》、《武侯高卧图》等。上半场的整个发言在项老师带领大家重温一幅幅精彩的古画翻译研究之旅中圆满结束。
发言完毕，分会场主席Trevor Hay教授组织大家进行了会后讨论和意见交流，大家都彼此积极提问并发表了个人观点，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纷纷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与此同时，很多老师纷纷表示，项东老师所做的这种古画翻译研究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和意义。
在170教室进行的是由资深外语教学法专家、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刘美如教授所主持的汉语教学法讨论会。
首先进行发言的是日本安田女子大学John Mclean教授，其演讲的题目为《 英日翻译中入门课程的学习管理系统》。Mclean教授指出，目前团队翻译已经成为翻译公司的主导趋势，如果一个大学想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翻译者，就必须既要提升学生的翻译业务能力，又要提升学生的团队意识。而学习管理系统刚好能够双管齐下，帮助学生培养业务和社交双重能力。遗憾的是，这种学习管理系统目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Mclean教授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个为时十五周的英日翻译课程，采用论坛的形式来促进学习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这样的一种新颖而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得到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认同。
接下来发言的是来自江南大学的李雪宁教授。李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现代汉语标准字典案例分析——如何提升ＡＶＳ模式的形容词词条》。李教授指出，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借助各种方式来加强形容词词条的定义。字典可以列出形容词的同义词或者反义词，这样使用者查阅起来就会更加方便。其次，字典还应该解释清楚形容词的隐含意义，从而可以使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能更好地了解如何使用这些形容词。字典还应该展示这些形容词可以怎样造词成句，这样就能够提升学习者的写作能力。此外，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些难点问题，一些词条应该进行适当删减。李教授在形容词词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提出了非常独特的方法，对于外国学习者学习中文有着实际意义。
接下来，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孟艳华教授做了名为《论第二语言教学中使用翻译教学法的意义》。孟教授指出，翻译法是教授语言最传统的方法之一，经过不断发展和成熟，已经成为目前较为常用的教学方法。孟教授的讲座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在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翻译法的意义和作用。她分析了语法教学传统翻译方法及其独特意义，支持和反对翻译教学法的理论，当代研究提供的事实依据，翻译法与其他教学方法并驾齐驱的实际应用价值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相对的解决方法。孟教授的讲座犀利地分析了翻译法从流行到被批评指责并再次被学者重视的过程，对翻译法的利弊分析地全面而深入。
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刘美如教授做了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中翻译能力与交际任务型语言能力的培养》的重要演讲，指出翻译能力是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包含语言的各个方面，这种能力和语言能力能够有机结合，成为支撑汉语国际教学中框架结构。刘教授讨论、分析并对比了翻译能力和交际能力在汉语国际教学中的应用和意义，认为在教授母语为非汉语的学生时，翻译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过去，有些学者对于翻译法的使用抱有偏见，这是因为对翻译法的理解过于片面。但其实翻译法既不是复制结构，也不是教授语法，而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翻译法可以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掌控力、翻译能力、交流能力、语言材料组织能力和文化诠释能力。刘教授对于翻译法的客观评价使在场的听众对这一传统但又富有争议的教学方法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刘教授严谨而又敢于创新的教学方法无疑为汉语教学届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强劲的力量。
经过简短的茶歇之后，与会人员迅速回到各自的会场，为第二轮研讨会做准备。在190教室进行的是关于翻译研究的第三组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王建华博士做了名为《英汉口译学习动机对口译能力的影响研究》的专题发言，分析了动机与学习能力的关系，对学习动机给予了科学分类，出示了学习动机的主要类型，总结了当代学者有关于“学习动机对学习效果影响”的相关研究，在阐述了自己的课题研究思路之后，借助一系列形象的图表生动地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图和研究结果，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五点研究发现与启发。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口译人员的学习和实践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集美大学的吴琼教授在专题演讲《翻译教学法的启示》中旁征博引，据理力陈，着重关注社交活动概念化观点。并且从社会认知建构角度和话语再现方面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西北民族大学的阎佩衡教授演讲专题为《跨文化交际基于效果之研究---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再到超深结构---适用于译者遵守的实用主义三维原则》，提出并整合了翻译者所需要的三维语境的定义及其具体功用，深入浅出诠释了翻译的语用意义。
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杨卓教授发表了题为《解密进程》的演讲。着眼于“权”和“权利”的精确译法，引经据典，用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来诠释自己的翻译技巧和心得。
北京科技大学的何为教授在题为《<论语>中“父母唯其疾之忧”的解释及翻译---基于语境理论研究》的演说中深入浅出地逐字解释了论语中此句的释义，并以此为依托展示了如何根据语境规范和精准翻译。本次小组在热烈的讨论中暂告一段落，大家意犹未尽，希望会议结束后能在进行沟通和交流，也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提供的细致周到的安排。
在130教室里进行的是翻译研究第四组研讨会。浙江大学殷亚迪以《欧洲商贩史》和《人类的生计》为例阐述了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他对翻译意义的认识在于翻译者的角色往往与先知类似。先知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而在世俗化和多元化的当代，翻译者则肩负着把他者文化及相关的价值、态度、生活方式传递给本民族的使命。翻译可以增进彼此理解，也有助于文化的融汇和新价值的创制。文学翻译更多面向普通大众，而哲学社会科学更多面向知识精英。社会科学著作一般而言可以分为两类：定量的实证研究和有人文倾向的实证研究。前者以自然科学为榜样，陷入科学主义，相应的翻译也就是纯粹技术性的，因为科学主义认为术语都是统一的。而后者虽然吸取了科学思想和方法，如讲究经验验证，但同时也区别了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即人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即物的差别。因此也导致了翻译上的差别。
翻译人文主义社科著作一方面要对西方的精神传统和历史背景有足够的体悟和神会。如《欧洲商贩史》一书虽未提到，但译者须知前后的历史脉络，即这些信奉新教、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小贩恰恰是日后席卷欧洲、进而影响世界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作者是带着这份价值关怀来研究看似不起眼的商贩的。
另一方面，译者要以科学的严谨自我约束。如《人类的生计》一书，作者从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线索和证据，去推定一些科学结论。于是翻译就要在优美感人、需要大量意译的文艺段落与理性的、甚至有些枯燥的逻辑推理的段落间来回跳跃，后者恰恰需要信译避免意译。翻译者此时需要一种纪律，把二者严格分开，以免混为一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自身的学养和积累固然必不可少，可是相对而言一个糟糕的翻译出版环境可谓译者最大的挑战，它集中表现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翻译领域。这些书毫不畅销，出版无利可图，翻译也相应报酬低廉。许多译者往往觉得精心翻译得不偿失，于是就流于粗制滥造，草译了事。这是中国很普遍的状况。面对它，我们只能回到一开始就提到的，即翻译的意义。只有译者明了并迫切感受到这种意义，而且将之视为天职，视为一种文化使命，才能自觉地信守一种翻译伦理，而不以译书为稻梁谋，为一种谋生手段。
浙江财经学院的章汝雯教授的议题为后殖民族裔文学翻译活动及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在她看来，过去二十年中，后殖民主义之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同时，在文学研究领域，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Toni Morrison的作品。在她的论文中平行研究了后殖民主义文学和族裔文学，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的相互作用，进而得出了在中国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推动和深化了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翻译研究这一结论。在她的研究中发现，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都是研究的焦点。通过章教授详细的分析，以及对黑人女性作品的解读和翻译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很多黑人女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Toni Morrison, Alice Walker, Zola Neale Hurston的代表作品都被翻译成了中文，有的甚至被多次翻译，但是这一领域的翻译研究仍然存在的滞后的现象，黑人女性作品翻译的质量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跨文化交际主题的第二小组专题发言共有五位发言人，由来自德克萨斯大学泰勒分校的吴晖教授主持。吴教授首先简要说明了发言规则，即每位发言人共有15分钟发言时间，其中12分钟为自我陈述时间，剩余三分钟为观众提问时间。
随后，作为第一位发言人，吴晖教授做了题为“跨文化背景下女性作家作品翻译的趋向与困境”的发言。她以自己在翻译中国后文革时期女性作家文学作品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为例，阐述了译者应如何处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写作标准及表达方式问题。吴晖教授翻译并出版了方方、陆星儿、毕淑敏、舒婷等七位中国当代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她在翻译之初，曾遇到很大的难题，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用中文读起来，文字优美，感情丰富、流畅。但一旦翻译成英文，从西方的写作标准来看，完全背离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修辞三段论，因此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转换成英文后变得逻辑混乱，主题不明。译者在经过反复研究、推敲之后，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家有不同的修辞传统，在跨文化背景下，译者应意识到这一不同，同时也不应该以西方的写作标准来衡量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作品。所有女性作家出于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的不同人生体验，表达的方式自然不同。但这些不同恰恰是进一步了解这些女性作家的宝贵资源。
第二组发言人是来自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吕丽娜博士和陈国梁老师，他们的发言题目是“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为目的的跨文化翻译”。该研究以美国中文旗舰项目之一的波特兰地区中文旗舰项目为基础，分析了在为K-12公立学校翻译社会课程教材时涉及到的跨文化翻译问题。吕丽娜博士首先介绍了波特兰地区中文旗舰项目以及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在此项目中承担的社会课程翻译任，即将英文社会课本翻译成中文。她指出，为语言学习服务的教材翻译与普通翻译不同，社会课程教材涉猎的主题广泛，包括地理、历史、宗教和艺术等，因此跨文化交际问题尤为突出。此外，教材的使用对象是以中文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美国中学生，因此翻译后的中文教材要同时满足学生学习语言和社会知识的双重需要。随后，陈国梁老师就教材翻译过程中的标准、过程、遇到的问题及处理问题的方式做了进一步阐述。他用教材翻译实践中的例子说明，在这种特殊的翻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目的语的准确性，符合原文的语言及文化内涵，同时所选择的目的语又要符合美国中学生的中文语言认知能力。
来自清华大学的Yang Wendi教授第三个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翻译”。杨教授先首先对全球化的含义和表现做了简要概述，他指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跨文化交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应该再是一种的单纯语言解码和编码活动，而更应该是一种文化展演。翻译活动身兼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本土化的双重重任，即体现文化的共性与特性。随后，杨文迪教授解释了文化的两个内涵——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他指出客观文化容易被察觉、了解，可以当做知识学习，而主观文化是抽象的，只能感知。传统的文化翻译只注重客观文化的呈现，即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跨文化问题，只注意具体的词汇和语言要素的选择，这种翻译倾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发展要求。进而，杨教授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活动应采取玛丽亚·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提出的整体翻译观，在呈现客观文化的同时，让读者体会到深藏其中的主观文化。
第四位发言人是来自纽约城市大学拉瓜迪亚社区大学的Feng Xiwu教授，他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中学习者的个人和社会能力”为题作了发言。冯教授从当下在媒体上引起广泛热议的“狼爸”和“虎妈”的教育方式出发，探讨了这种严厉的教育方式可否效仿这一问题。他指出，虽然这两个家庭都培养了非常优秀的儿女，但是在这一教育过程中，他们的孩子，也就是学习者是否真正快乐，他们是否真正达到了当今社会对人的要求，即个人和社会交际能力的要求，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因为当今社会的这一要求，教育者应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重新评价教与学的指导理论和实践过程。学习过程深受学习者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影响。在西方教育环境下，课业成就通过学习者的学习参与程度和表达来衡量，而这一点对其他教育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而言，比如中国学生，是很大的弱项。因此在课堂学习中，教育者要尽量给学生创造多的社会交往机会，提高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
最后一名发言人是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Xie Shaobo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翻译和普世政治。”谢教授首先引用了众多翻译家对翻译活动的定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翻译活动和翻译人员的工作性质。他指出当今社会，在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的交际过程中，我们更应关注如何体现出不同文化、语言和地域存在的共性，从而使得不同民族和族群都能得到平等呈现。跨文化翻译正是能满足这一要求的途径。谢教授以中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为例，说明了忽视跨文化翻译中的共性问题，导致西方学者一度认为中国古典哲学缺少人文主义的误解。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共性是译者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这一工作做得好，也可以为全球不同的政治团体进行协商、再协商提供普世的政治空间。整个第二小组的发言紧张有序，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
五位发言人就各自题目做了精彩发言，虽然提问时间较短，参与旁听的学者和观众纷纷就感兴趣的话题与发言人沟通、交流，气氛热烈，时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汉语教学法下半场的专题讨论依旧由Trevor Hay教授主持，共有王永阳、叶兴宏、赵文娟、郑文博、朱恒五位主讲人发表了他们对各自研究论题的演讲。
第一位演讲的是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王永阳，她的发言主题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不可译性与跨文化教育》，她针对语言间的不可译性这一观点提出了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当中，可以通过第三位视角的融合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对源文化的翻译能力。王教授就老舍的小说《二马》中的一段文字为例，解析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冲突。并在原有的看待东西方文化的两极分化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位视角模式”的观点，通过融合目的语文化与源语言文化的方式来提高学习者学习汉语时的跨文化学习的能力。
第二位演讲的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叶兴宏，他的演讲题目是《现代汉语中体态动词的叙述功能及其教学》，他就现代汉语的体态动词与英语的体态动词进行了对比，并举例说明了不是所有的跨语言对比中都是可译的和可接受的。从他学生的汉语学习偏误分析中，他找出表示“开始、继续、停止和结束”四种体态动词相对应的示例，从翻译的角度分析了其表述功能在中英文中的差异性，并从教学的角度阐述了现代汉语教学中可以通过对体态短语和体态助词等元素的把握来更准确地应用到翻译学和教育学领域。
第三位演讲的是来自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的赵文娟，她的演讲主题是《汉语课堂中翻译法的教学应用》，赵老师结合自己在过去三年里在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实际教学经验，介绍了翻译法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并分享了她在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使用翻译类练习的教学心得，并阐述了翻译法对汉语教学的促进作用，如可以帮助学生提高汉语写作能力、阅读水平，通过有条理有系统地讲授语法知识可以辅助学生更准确地掌握汉语的语法规则，并列举了翻译法对学生汉语能力培养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
第四位演讲的是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郑文博，她的演讲题目是《关于汉语教学中翻译的前景展望》，郑老师从自己的教学实践角度出发，介绍了目前自己所任教的伍斯特大学的汉语教学情况，以及翻译在汉语教学中的工具性作用，并且分别阐述了翻译对于学习者的汉语学习以及教师的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对于学习者而言，可以消除学生学习中文时的畏难情绪，增强汉语语料的可理解性。对于教师而言，可以辅助教学、评估教学效果，以及实现个性教学等。
第五位演讲的是来自中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朱恒，他的演讲题目是《重建中英文对比语言学中的结构单位》，针对“汉语是否有语法”这一说法他提出了质疑，并从概念阐释的角度对比了汉语与英语的异同，如汉语的“词”与英语的“词”，汉语的“语素”与英语的“词素”在定义上都是有差别的，汉语由于其汉字的独特性，用语言学的基本语言结构单位定义来界定，“字”才是汉语的“最小音义结合体”，而英语中的基本结构单位却是“词”。在“语素”层面上，中英文也不尽相同。对于“语法”与“语言规则”这两个定义也做了对比。由此得出汉语和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在本质上的差异性决定了，中英文两种语言不能用英语语法的表述来断定“汉语就没有语法”，应该区别对待。
研讨会期间书展现场
当日下午6点，经过一天紧张的大会发言和专题小组讨论，大会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翻译了数十本中国小说的国际级大师葛浩文教授所做的主旨发言将大会推向了高潮。葛教授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被评论家认为是“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葛浩文的翻译清单包括莫言、萧红、陈若曦、白先勇、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王朔、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姜戎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 。在名为《当代中国小说在美国的发展》 的主旨演讲中，葛教授指出，莫言的作品常常是一个鲜明道义核心的鸿篇巨制，大胆、浓烈、意象化而 又充满力量。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常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唯有翻译者会细细咀嚼作品中的每一句话，揣摩每一个词的使用，从中也会发现作品中的种种错误。这些被莫言等大师笑称为“笔误”的错误常常会引来翻译者长时间的思考和分析。正是由于这样仔细缜密的思考，翻译者才会对作品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会促使作者全面修改作品。在莫言之前，亚洲获奖者寥寥：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以色列的阿格农。这种现象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靠母语写作的亚洲作家，没有完备、流畅、恰当的翻译，很难获得主要靠阅读英文、法文、德文等西方语言版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中文译者林少华就曾说，“翻译可以成全一个作家也可以毁掉一个作家”。莫言得奖一方面是实力使然，另一方面是他作品的国际化接受程度。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百余年来，用非西方语言的写作者获奖寥寥，翻译成为通往诺奖之路的一道厚墙。国外评论家将莫言称为“作品被翻译最多的当代中国作家”；将葛浩文教授成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多的西方译者”，正是这样的一对天造之合的鼎力合作，才造就了中国文学通往诺奖与世界文学市场的绚丽的一笔。
随后，大会组委会成员、布朗大学历史和种族研究教授Evelyn Hu-Dehart博士代表全体议会代表感谢大会承办单位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全体老师为大会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向孔子学院学院刘美如教授赠送了绣有“跨洋携手，融通中西”八个大字的锦旗。大会组委会成员、中国中英比较研究协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潘文国博士作了大会总结发言。
潘博士对本次大会做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次思想开放、灵感交汇的省会，与会人员均能够借助这一平台，畅所欲言，为翻译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发展史做出了强有力的贡献。这一盛会的顺利举行离不开国家汉办的大力支持，离不开清华大学和波特兰州立大学的鼎力合作，也离不开各位学者专家的独特思维与见解。有了这次大会的经验和成果，潘博士对2013年悉尼大学第三届研讨会充满了期待，希望能与各位参会人员再次相聚。
（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供稿、俄广才摄影）